“现在国家经济实力也有了，企业也成长起来了，实际上高校也一样，可以有更多的人静下心做一些基础的有意义的原创的工作，这样能够创造知识，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能够做一些探索性的东西，在中国大地上产生原创的东西，最后能够为世界、为人类所用，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要去做的。”
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院长、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博士生导师黄志伟，香港城市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工程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香港青年科学院创始成员王钻开，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毫米波和亚毫米波技术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婧接受了网易科技等媒体的采访。
一、作为国内高校顶尖的青年学者，您认为高校的科研创新方面遇到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黄志伟：这个奖跟以往的这些奖都不太一样，咱们的国家奖或者其他的奖基本上是奖励已经做出来很好的成果，基本上是盖棺论定工作做的很好。
但是这个奖一方面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奖励，更重要的是期许，是鼓励，鼓励（科学家）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对获奖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拿到这个奖得做出更好的成果。
以往的奖是拿了一个奖就代表我过去做的工作特别棒就完事了，这个奖奖励的都是45岁以下年轻人，正是做科学研究顶峰的时期。
这个奖给做基础科学研究的年轻人信心，现在面临各种各样的卡脖子、卡脑袋这些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大家发现这些问题并不是说工程上面的问题，很多是在基础层面的基础科学问题没有解决。过去资源有限，这些国家支持的政策，包括对青年科学工作者，更多是做一些能够很快能够产生应用效益，或者成果的研究，做非常基础的，需要耗时很长，需要坐冷板凳很久的，没有解决的研究，像这个奖是支持这样一部分人能够让你做一些长远的，能做一些最基础的、真正的、好的研究。
作为高校而言，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讲话，和高校的校长说高校要做顶出天的事情，实际上指的是高校要做原创的最前沿的工作，我对此深有同感，因为我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这个学校以工程见长，做工程能力非常强。
实际上我们国家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在过去几百年历史过程当中，我们在科学上做的工作并不太多，但是以前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来支持原创基础的科学研究，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所有课本上所学到的知识，绝大多数都是由西方人创造的，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能力。
现在国家经济实力也有了，企业也成长起来了，实际上高校也一样，可以有更多的人来静下心来做一些基础的有意义的原创的工作，这样能够创造一些知识，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并不仅仅做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能够做一些探索性的东西，在中国大地上产生原创的东西，最后能够为世界、为人类所用，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要去做的，因为现在有更好的资源和条件了。
二、想问一下王钻开教授，您研究的仿生材料，与其他跨学科的融合怎么样？比如像人工智能、健康医学这些，还有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应用怎么样？
王钻开：我的研究主要基于仿生，仿生就是向大自然学习，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就是向大自然学习的历史。大自然是绿色的，是高度智慧的，是低能耗的，当然大自然最关键的是大自然是无私的，大自然没有申请任何的专利，我们所有的科学工作者，包括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向大自然学习。我们做的材料，我们做的超速水仿生材料获得吉尼斯记录，我们的材料完全可以超速水，这种仿生材料进一步和其他的智能，包括创造有生命力的材料，和其他的专业结合，这样开发高度智能，具有很高能量转换的一些体系，包括一些系统，希望能推动在工业界的应用。
我们以前的精力主要在香港，主要是面向基础研究。现在随着国家对于大湾区政策的一些推动，我想香港的优势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我们两条腿，香港以前是基础研究，大湾区、深圳、广东这边是产业转化，这样我们希望把以前基础研究的强项在大湾区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得到转化，谢谢。
三、有什么建议对呼吁更多的青年科学家进入到这种基础科学，比如能吃苦能耐劳，可能还要甘寂寞的领域，另外怎么看产学研相结合这块？在实验室里埋头研究，如果无法触达到产业端，无法进行实验，可能依然是纸上谈兵的事，两位的见解是什么？
王钻开：我想结合自身的体验来回答。科学是最美的，但是科学的过程是非常令人绝望、令人痛苦的，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有三次被导师开除，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我始终坚信科学是向我召唤的，在美国最艰难的时刻我拿到了美国博士学位，当时在我被导师第三次开除的时候，我想我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在美国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哪怕第二天让我回到中国做一个平民老百姓，我也值得，我也一生无憾。
回到香港之后，我的背景是机械工程，在绝大数人看来机械工程是枯燥，但是就凭着我们学生的努力，我们机械工程创造了很多记录。我想从我个人的经历讲，科研和普通老百姓的差距，或者距离是非常小的，哪怕是一刹那的灵感，一个小时或者刹那间的努力就可能改变我们对科研的认知，重新认识科研，从绝望中寻找希望，可能很多学生他们看不到或想不到有这么小的一个差距，我希望我个人的经历能鼓舞更多的年轻学生，不要放弃，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黄志伟： 我觉得我们在过去十几年当中，我觉得我们国家更多的强调产学研，一直在强调，从来都在强调，但是实际上我们针对科学家的兴趣、科研的兴趣，对大自然的兴趣、对它的奥秘的好奇心，对这件事自然的一些奥秘、规律，认识生命基本的规律，这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可能投入是比较少的。这也是科学，这就是科学，它不是工程，它是科学。
实际上我们对这类的关注是少的，包括我们所有的宣传，你可以看到，在大学里面像工科做应用的这些专业火爆，尤其计算机，分数都很高，学生都是非常高，但是在科学这块关注的少，学生相对来说比较少。
其实我也在思考，从人类的进步来看，从牛顿到麦克斯韦把人类从蒸汽时代送到了电气时代，麦克斯韦到1879年死的时候，尽管这么大的发现，电子理论、电子方程，但是到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他没有想到说要做产学研结合。我们的生命科学领域从孟德尔开始，他是遗传规律学的发现者，最伟大的生命学家之一，至少前三名肯定没有问题。遗传规律发现了以后，三十年无人问津，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因为他领先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没有人读懂，30年以后有几位科学家也发现了这个规律，跟孟德尔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回过头一看原来三十年前孟德尔已经发过了，只不过当时人们看不懂，后来大家把它称之为重新发现孟德尔，基本生命科学的基本遗传规律还是逃不开孟德尔的发现。
实际上从科学上来看很多重要的发现，最后目的并不是为了应用，但是这并不妨碍好的科学研究成果被应用，就像麦克斯韦改变了人类。真正重大的发现，其实很多人都不是以应用为目的的，而是真正做出好的科学发现的人，并不是工程领域的想做一个什么东西，很多的发现都带有意外，都带有不可预设性，这些都叫颠覆式的发现。
所以刚才说产学研结合，现在要鼓励原创，鼓励好奇心，鼓励兴趣，现在因为有资源了，就要更多的往这个导向上走一走，要稍微往这个知识、好奇心、基础科学这块更多的走一走，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四、三位都是成就非常大，资历很深的科研人员了，在您这个阶段如果说有影响您心无旁骛做科研的话，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我们国家这几年一直在说破除障碍给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稳定支持什么的，在您这个层次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带的博士生，以及跟您交往年轻的科研人员他们现在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年轻有潜力的科研人员，让他们可以更安静的来做科研，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很想知道现在迫切想要解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因素？
李婧：我的工作简单讲一下是天文技术与方法，可能更偏重于技术方面，有时候跟别人开玩笑说与其叫我科学家，不如叫我工匠，我们是做技术的。对于我们来说跟做纯科学的科学家来说有一点差异，论文不像他们那么出色，技术是一个需要长久积累的过程，在这个积累的过程要攻克的东西可能不是很方便、很快的能写出很高级别的论文，所以我觉得现在国家对于我们来说，甚至对于下面年轻的研究生来讲，论文对于他们晋级，或者要求没有以前那么严格了，不是一些死框框了，对于我们做技术来说是比较正向的一些改革，对我们来说影响蛮好的。
跟我的年纪有关，大家跟我聊天比较放的开，不会很拘谨，有的时候就实话实说了，可能您刚才提到的经济压力是一个方面，现在社会竞争真的是蛮大的，年轻人的压力尤其是一些来自于农村的男孩子，可能在读博士阶段就已经结婚，甚至有孩子了，他有养家糊口的压力，这可能需要适当的去改善一下研究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