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美国知名专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近日在《纽约时报》撰文评论中美关系,指出美国近些年的行为已使中国和世界无法再尊重美国。同时,作者在文中对中国也有所非议,对作者的某些个人看法,观察者网不予认同,翻译本文谨供读者参考。
【文/托马斯·弗里德曼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有时喜剧演员比任何外交家都能更好地理解外交政策问题。几周前,比尔•马厄(Bill Maher)就慷慨激昂地评论了美中关系,揭示出了最令人不安的中美反差:中国仍然可以做大事。而美国,则不再那么有能力。
对我国的许多政治领袖而言,治国理政已经变成了体育项目、娱乐节目或只是下意识的党同伐异。这就难怪中国领导人会把我们看作是一个末日帝国,靠吃美国“例外论”的老本混日子。我真希望自己能说他们都错了。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刊载本文
马厄说:“新规则是,如果你们是一个‘愚蠢的种族’,你们就不会赢得21世纪的战争。而美国人就是这样一个愚蠢的种族。这句经典名言来自于电影《阿拉伯的拉伦斯》——劳伦斯告诉他的盟友贝都因人,只要他们还在争吵不休,他们就一直会是一个‘愚蠢的种族’……”
“我们都知道中国做了坏事。我们不想学他们。在向每一个人都发号施令的威权政府和什么事都做不了的民选政府之间本该有一些不同之处。”
马厄补充说:“从国家层面看,我们从2009年开始每周都高喊一次要建设“基础设施”,但我们却从未做任何实事。这个国家的一半人口在玩一场无休无止的‘觉醒’比赛……而另一半人口则坚信我们必须制止蜥蜴人去吃婴儿……中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们修建了一座大坝。而我们却在辩论该如何给它改名。”
是的,中国有很多问题。中国领导人没有三头六臂,他们被迫重视那些衡量成功的真正标准。安可公关顾问公司大中华区主席麦健陆(James McGregor)认为:“中国领导人不是民选领导人,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政绩”——他们尤其努力地向人民提供工作机会、住房和干净空气。
相比之下,如今许多美国政客都是从四平八稳、受操纵的选区中选出的,他们在其基础选区奋力进行民粹主义“表演”以求保住手中的权力。
每当我指出这一点时,极右或极左翼的批评者都会可笑地回应道:“哦,因此你热爱中国。”但实际上,我对中国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美国。
我的目的是吓醒那些沉浸在志得意满迷梦中的美国人,让更多的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可能真的很邪恶,但中国却真的在专心致志地教育本国民众,专心致志地建设本国的基础设施,在商业和科学领域采取最佳措施,以政绩为标准来提拔政府官员——所有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如果在这些方面我们不能做的与中国一样好,那我们因中国邪恶而谴责中国就不会取得任何效果。
在上周美中两国高级别外交官阿拉斯加会晤上,中国官员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不再害怕我们的批评,因为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尊重我们,而且他们认为世界其它国家也不会再尊重我们。或者,正如中国外交最高决策者杨洁篪对美国同行直言不讳说的那样:“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中美阿拉斯加会晤
惊讶吗?你觉得中国人不知道我国上一任总统鼓动他的追随者洗劫国会大厦;其所在政党的大多数党员不承认大选结果;美国某位议员相信是犹太人控制的太空激光武器引燃了森林大火;左翼无政府主义者被允许接管波特兰市中心的一个地区从而引发了持续数月的骚乱;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印制钞票助其国民继续消费——其中大多数钱花在了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而中国印钞却用于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美国的枪支暴力已经失控?
你觉得他们都没注意到这些事?
这让我想到了原定在中国举办的2022年冬奥会。
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建议我们应抵制这场由中国举办的运动会。我支持这一呼吁。我们怎能无视中国的行径而专注于溜冰呢?
但问题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竞赛不是2022年奥运会,而是2025年奥运会。
哦,你没听说过2025年奥运会吗?它没有出现在你的电视节目单上?嗯,它出现在了中国领导人的日历上。中国在2015年单方面宣布将举办2025年奥运会,并暗示参赛选手只有两个:中国和美国。这就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
这是一份谋求实现中国制造业现代化的10年规划,其实现方法是投入大量政府资源去控制中国领导人指定的21世纪十大关键高科技产业,暗示中国要迎头赶上美国。
这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其它新能源汽车、5G通信、机器人技术、农业新科技、航空航天和海洋工程、复合材料和生物医学。
就在几周前,中国发布了第十四个五年计划(2021至2025年),在该计划中,中国政府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的投资基本上翻了一番。这向美国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将努力在你们玩的游戏中击败你们,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再在高科技产品上依赖你们了。
我要传达给中国的信息是:小心点。你们的个别外交官说了一些非常傲慢的话。正如谚语所说:“骄兵必败。”美国仍在很多领域占有优势地位。
但我要向我的美国同胞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现在必须重拾过去的成功模式,并作出加倍努力。
也就是说:培养我们的劳动力大军使其满足或超过技术进步的要求;建设世界顶级的港口、道路和电信基础设施;吸引世界上最有活力和高智商的移民来充实我们的大学和创办企业;制定最好的法律去鼓励冒险行为,遏制鲁莽行为;政府稳步加大科研投入以求获得科技突破,以便使我们的企业家能够将最具前景的新创意付诸实践。
麦健陆指出,美国在这方面还有一线希望:“国会已经开始整理上一届国会提出的数百项中国法案,以期两党达成共识,在中国宣称的前沿技术领域加大研发力度,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拜登总统就声称美国将在这些领域花费数万亿美元!
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因为好的理念——尊重人权、民主、司法独立、自由市场、保护少数民族——能在全世界占据主流并不单纯因为它们是好理念。它们能广为传播并被接受是因为其他人看到它们能为践行这些理念的国家带来正义、力量、财富、机会和长治久安。
因为我们曾经很强大,所以我们能在20世纪将美国的这些理念植入到每一个国际机构中。而我们曾经很强大则是因为我们通常能贯彻执行我们的这些理念。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继续像我们最近所做的那样——“任意胡作非为”,那么我们的力量就会被削弱,那些理念的吸引力也会随之被削弱。无论我们如何大声地呐喊“美国、美国、美国”,我们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力都会逐渐减弱。所以,让我们共同努力来确保我们能赢得这场重要赛事的胜利。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纽约时报》)
延伸阅读
为什么中国“容易招”西方批评?【文/柯文思】
2014年至今,我已经在中国拍摄了三部纪录长片。而影片关注的主题,竟先后成为“热门话题”。与其说是我和团队有意为之,不如说是命运使然。每次片子完成时,我们总会发现,影片讨论的主题又成为了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
在特朗普竞选总统之时,我们决定拍摄《善良的天使》。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严肃认真地讨论未来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各领域的竞争。
随后,我们启动了关于英国前殖民地——香港的冲突和动荡的项目。借此片,我们试图探究在“内战”中,情绪如何变得如此极端化,以至于香港人都不愿公开讨论此事。
全球的媒体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过绝大多数的新闻报道都缺乏深度。他们将事情过度简化为“大卫挑战歌利亚”式的、以弱敌强的零和游戏。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就在我们刚刚揭开香港面纱之际,新冠疫情爆发。于是,如飞蛾扑火一般,我们赶赴武汉,报道波及全国的公共卫生危机。在那时,谁都料想不到,疫情将肆虐全球。
这些项目在性质上非常不同,但却有一个重要的共性——全球媒体对影片涉及的主题津津乐道,以这些话题为借口,挑起新闻界的“大博弈”,目的就是歪曲和诋毁中国。
柯文思在“互联网时代的媒体治理与公共责任”主题分会场现场发言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展示在疫情期间记录的武汉,并探讨中国的“做法”如何招致国际新闻界的“口诛笔伐”, 即使他们手中并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那么,事情究竟为何变成这样的呢?
美国对于生存的恐惧显而易见,其自己不能在全球独领风骚,还得给创新、勤勉的新进力量让位,这简直就是美国的噩梦。
这一趋势从根本上威胁着陈旧迂腐的“美国优先论”。而多年流传的美国神话,也早过了“保质期”。近来,在华盛顿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降低了所谓“美国是世上无法隐藏的光”、“道德指南针”这类说辞的可信度。同时,让许多美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何为美国人”。
当然,西方媒体热衷于“大博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容易招人批评。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华文明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习惯深藏不露,除非万不得已。这,就会让西方媒体猜想,中国一定是在隐藏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武汉一疫”,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本来中国可以完全避免遭受媒体攻击的。
我们摄制组进入武汉的时期特别敏感,因为当时在武汉的西方记者都被要求撤离,城外的外国媒体不许进入。当时,已有传闻称,新冠肺炎将成为2020年的重大“突发性新闻事件”。
我们到达疫情“震中”比预计的晚。国际摄制组由我带队,记录新冠疫情是怎样让一座城市陷入瘫痪的。
影片要讨论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当中国这样一个在方方面面都取得历史性进步的国家,发现自己深陷危机之中,将如何与致命的、看不见的敌人作战?
我们猜想,影片由知名的国际团队拍摄,被斥为“亲中宣传”的几率会更小吧。
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完成这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摄制组的成员都没有经历过封城,但是渐渐地,我们也意识到,所谓“封城”,是真的“封城”——几千万人居家隔离,禁止出门。我们的拍摄对象近在眼前,却又无法触及。
因此,为了理清来龙去脉,疫情爆发的原因,以及中国如何做出相应,我们开始寻找采访对象,联系所有能联系上的人。可是,这并不容易……
为什么呢?因为,不管真相究竟如何,中国已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想说服世界相信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而不是中国科学家在某个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是很困难的。
当然,新冠肺炎可能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爆发。但在这个由白宫掌握话语权的高度政治化的世界里,人们已经准备好“中国病毒”的标签,磨刀霍霍,准备对中国这只替罪羊下手了。
后来,制片人找到被西方媒体称为“吹哨人”的医生们。在对他们的独家访问中,我们发现,不管是对自己的职业、朝夕相处的同事,还是急需治疗的病人,以及自己的国家,在武汉的抗疫工作者们都是怀着赤诚之心,勇敢地应对挑战,尽职尽责地工作。
当然,他们表达了合理的投诉——有些当地政府官员和医院领导并没有足够重视医生们给出的意见,采取正确负责的措施。这部分内容也在影片中有所体现。
几周的拍摄后,我们发现,这部电影的关键词是“责任”。在危机之中,总有逆行者肩负起责任,迎难而上。
还有些人,本可以多担当,却选择逃避,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事后回看,在病毒刚被发现时,有些湖北和武汉的官员的确是做了错误的决定。
国家也问责了相关人员。回顾2020年,似乎世界各国都在犯同样的错误,只关注眼前和自身的利益。
可是疫情爆发之初,谁能想到新冠肺炎会蔓延成什么样呢?谁又能预料它会造成多大的破坏?
当时的情况是,病毒打了中国一个措手不及。在一个月的恐慌和混乱后,致命病毒被查明。中央政府随即采取果决的措施,来应对这场潜在的灾难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国做出了艰难而迅速的决定。武汉封城,八万名医务工作者和建筑工人日夜兼程,救城于危难之中。
拍摄结束时,摄制组的外国成员们都深受震撼……他们亲眼看到中国在成功抗疫中彰显的国家力量。
2020年3月10日武昌方舱医院,疲惫不堪的护士在等待出舱时相互倚靠着小憩 图/新华社
除了医务工作者和建筑工人外,武汉的社区工作者也给摄制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保障着百姓的基本服务,让人们能安全地居家隔离。我们希望通过电影,同世界分享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要展现所有的真相,不能只靠一部100分钟的电影。如果中国当时能再开放一些,再自信一点,对“西方媒体势力”的恐惧少一些就好了……当然,记者多了,或许就会有更多假新闻出现,也会有更多巧舌如簧的人指责中国所采取的“严厉手段”吧。
不过,我相信,不是所有外国媒体都不讲职业道德。会有人看到中国人民的非凡毅力,并记录下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取得的成绩。仅过了76天,武汉解封,人民的生活又回归正常。
或许中国可以从此次疫情中吸取教训:以后和西方媒体打交道的时候,不用害怕,果断行动。
中国有很多理由感到骄傲,但目前国际舆论的走向对中国依旧不利。人们的思想正在固化,偏见正在加深;全球范围内,对中国复兴的反对之声并未消减。
中国的民族自豪感来源于所取得的成就。成绩就是硬道理,应该让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多进来看看,让外国媒体更多地报道。只有更多地分享和开放才能扭转外国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