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事会将迎来四名来自盖茨和巴菲特家族以外的新成员。
（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马克·苏斯曼参观南非开普敦大学的H3D实验室 资料图）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 北京报道对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来说，2021年无疑是不寻常的一年。基金会联席主席盖茨夫妇突然离婚、“股神”沃伦·巴菲特辞去受托人职务等等事件，让基金会的命运颇受关注。
1月26日，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马克·苏斯曼（Mark Suzman）在基金会的首份年度公开信中称，基金会刚刚“经历了一个重要里程碑”，理事会将迎来四名来自盖茨和巴菲特家族以外的新成员。他表示，新理事将带来独立和多元的视角，帮助基金会进一步加强治理。
“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比尔的父亲、盖茨基金会名誉联席主席，也是我们的长期引领者老比尔·盖茨先生在2020年底不幸离开了我们。此外，沃伦· 巴菲特在担任盖茨基金会理事近十五年后于去年卸任。同时，比尔和梅琳达也清晰地认识到——尤其在他们离婚后——引入强有力的独立声音、帮助基金会完善治理结构，将对我们大有裨益。”苏斯曼说道。
盖茨基金会委任新的理事包括：斯特拉夫·马希依瓦（Strive Masiyiwa）、妮玛特·沙菲克女男爵（Baroness Nemat (Minouche) Shafik）、托马斯·J·提尔尼（Thomas J. Tierney）以及作为基金会CEO的苏斯曼。他们将与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弗兰奇·盖茨共同组成基金会的理事会。
为了防止两位联席主席在离婚后无法共事，基金会曾表示，如果他们中的一方在两年后认为他们无法在基金会的工作中合作，梅琳达将辞去联席主席和受托人的职务。根据协议，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梅琳达将从比尔那里获得“个人资源”，用于完全独立于基金会的慈善工作。
这一情况是否会发生？苏斯曼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应道，“我们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保持透明非常必要，这也包含在了比尔和梅琳达的离婚协议中，但我们不期待这种情况发生，目前也没有制定应急方案。他们仍致力于共同担任联席主席，对新加入的理事也是如此承诺的。离婚后，他们仍然全身心投入基金会的工作，就基金会的未来发展共同做出决策。”
当两人出现分歧时，基金会将如何反应？“对于工作中的不同看法，我们和他们二人在长期共事的过程中，已经学会如何达成共识。”苏斯曼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我认为，他们二人都善于听取基金会团队的专业建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要和深思熟虑的意见和指导。”
据悉，比尔和梅琳达在离婚前就有各自的私人办公室，分别开展一些相对独立的工作。比如，比尔在能源领域的工作主要通过Gates Ventures展开，动用的是其私人资本，而非基金会的慈善资本；梅琳达则拥有一家名为Pivotal Ventures的投资机构，在技术领域对女性提供支持和投资。
“他们都明确表示，基金会仍然是他们的首要工作，是参与最多的，并且他们仍然是基金会的联席主席。”苏斯曼说，“即便离婚后，他们仍共同参与基金会所做的每一项重大决定，包括我们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宣布的气候适应方面的工作、最近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做出的捐赠，以及我们去年底在营养和性别平等方面作出的一些重大举措。”
四位新理事将带来独立和多元视角
过去，盖茨基金会只有三位理事——比尔、梅琳达和巴菲特，他们也是基金会的主要出资人。按照章程，基金会理事会可包括最多九名成员。理事会成员每届任期三年，最多可连任两届。理事会的核心职责是在较高的战略层面审批基金会的年度预算和项目战略的四年规划。
根据现在的理事会架构，任何决议必须获得两位联席主席（比尔与梅琳达）以及大多数理事的赞成才能通过。“这样也能够保证比尔和梅琳达之间仍能形成高度共识。”苏斯曼强调，“（在他们离婚之后）基金会的关注领域或重点议题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苏斯曼表示，未来，理事会可能再增加三名成员，即达到最高九人的上限。当前，基金会正在就引入更多人选积极沟通，力求在理事会的性别、地域和专长构成方面更加多元和均衡。“我们也意识到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能拥有一些来自亚洲的优秀代表是很重要的。”
当被问及理事遴选的标准时，苏斯曼指出，候选人必须在各自的领域各有所长，并能为基金会提供明确的建议和指导。“举个例子，去年新冠疫苗并没能像我们预期地那样在非洲得到普及，非洲联盟特使斯特拉夫·马希依瓦（Strive Masiyiwa）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和其他机制的不足之处。”
Econet Group董事长兼创始人斯特拉夫·马希依瓦表示：“我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与盖茨基金会有合作，从最初为非洲4亿多名小农户改善农业生产，到为非洲和全球的最贫困人口改善生活条件。我们还合作应对埃博拉和新冠疫情等全球卫生危机。我很荣幸能够与两位联席主席和基金会出色的团队一起，在全球范围内抗击疾病和贫困。”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沙菲克女男爵表示：“人类面临的最艰巨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某一个国家或部门，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挑战，需要理性、同理心与合作来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其他危机表明，基金会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必要。”
Bridgespan Group联席主席兼联合创始人托马斯·J·提尔尼表示：“盖茨基金会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在过去二十多年在全球范围内抗击贫困、疾病和不平等的过程中，持续积累务实和严谨的经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和必要让基金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自21年前成立以来，盖茨基金会已累计付出600多亿美元赠款，几乎每年的赠款支出都在增长。在全球新冠肺炎暴发后，盖茨基金会也积极参与抗击疫情的事业，迄今为止已为应对疫情承诺超过2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支持CEPI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合作伙伴。
盖茨基金会目前有500多亿美元的资金，去年比尔和梅琳达还追加了150亿美元的承诺。比尔、梅琳达和巴菲特还承诺将他们剩余财产的大部分都捐赠给基金会。此外，两位联合创始人要求基金会在他们过世后花掉全部的资金。
中国日益成为基金会重要合作伙伴
自2007年创办中国办事处以来，盖茨基金会在推进中国的结核病、艾滋病防治和控烟工作的同时，一直致力于将中国创新引入非洲等其他贫困国家。2021年12月，比尔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称：“中国为增进世界各地人民的健康福祉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日益成为重要合作伙伴。”
苏斯曼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基金会之所以如此看重与中国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已成为创新的关键来源之一。中国创新对于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健康和农业领域的经验和发展路径。双方在这些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期待与中国建立更多新的伙伴关系。
在公共卫生领域，盖茨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和机构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包括：与北京市政府和清华大学联合成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专门针对结核病、疟疾等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开展药物研发工作；与中国疫苗制造商、政府机构和多边组织合作，帮助中国生产的乙脑疫苗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认证，为12个国家的超过4亿儿童提供保护。
在农业领域，中国农科院与盖茨基金会在中非农业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自2008年共同启动绿色超级稻项目以来，先后在牛传染性胸膜肺炎疫苗、农作物有害生物早期预警体系、水稻种业体系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对非合作。通过推广应用我国成熟的实用技术和良好的实践经验，帮助非洲国家提升了农业研究和生产水平。
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基金会与中国在疫苗方面的合作是否面临挑战？对此，苏斯曼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应道：“目前，就中美关系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但基金会的重点仍然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在全球范围消除贫困、改善健康的共同使命和愿景。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些方面继续与中美两国和其他各类伙伴开展合作。”
苏斯曼在年信中指出，最初，基金会提供的高额赠款几乎都给了高收入国家的成熟机构，但后来有意识地向中低收入国家拓展合作，不断增加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大学、企业和研究网络的资助。对于这一调整，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这是为了确保旨在帮助较低收入国家的资源能够切实提升他们所在地区和本国的能力，从而产生可持续的影响。
他说，衡量基金会成果和影响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是看基金会的工作能挽救多少生命，无论是为儿童接种疫苗、为艾滋病人提供治疗，还是为小农户提供资金支持和其他机会。“我们对新的疫苗、疗法和诊断方法，或者说新种子、品种更优的牲畜进行研发后，必须还要有强有力的本地合作伙伴，取得当地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一致支持，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性。”
（作者：郑青亭 编辑：和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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