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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周天勇
实行内循环最大的障碍是居民收入问题
双循环的含义可以从多个方面阐释。从国内循环来说，工农业生产出产品，销售收入进行分配，形成居民及政府收入，再变成支出，支出又形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需求形成市场，生产的企业在市场上把商品和服务卖掉以后，又开始下一轮生产。所以，国内循环主要指国内销售与国内需求之间的循环。另外一个循环是国内与国外间的循环，即国内的产品出口到国外，有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国外生产的产品，进口形成国内消费或者国内生产的中间产品。出口形成需求拉动性的经济增长，这就是国外循环。
1994年汇率改以后，出口总值占GDP比重大概是20%，占比最高是2006年，达到35.6%。从2007年以后这个比重一直下降，至今年上半年降到16%左右。也就是说，过去以国外需求为主的外循环现在不行了，需要扩大国内需求。中央提出双循环，特别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把过去逐步回落的部分生产产品由国内消化掉，否则生产就会严重过剩。
中国有规模庞大的人口，工业化程度，特别是农村居民对工业化的分享水平还不高，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国外发达国家低，而且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也比国外低。庞大的人口和与国外消费水平的差距，就是我们实行内循环的空间和优势。
我们也要看到，实行内循环最大的障碍是居民收入问题。因为内循环消费需求的基础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如果居民收入水平低，就无法理想地购买工业和服务业提供的产品。所以现在和未来要保持居民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长的状态，通过这种战略，扭转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较低的情况。收入增长以后，居民的消费能力就增加，就能购买目前生产过剩的产品以及提高工业产能利用率，进而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
控制房价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国家内部需求低，表现在房地产领域，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土地的收入分配给农民的部分过少；另一方面是高房价转移了城镇居民的部分消费能力。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首先需要改革农村土地体制，使农民更多地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其次，要逐步地降低房价，控制住房价上涨，另外城市要提供一些廉租或低价房。政府在土地价格上让利，降低青年人的居住成本，增强他们对资产以外工业品的消费能力，这是非常关键的。
控制房价的上涨主要靠改革。第一个改革是土地市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竞争性的土地市场，这可以使土地价格稳定和降低下来；第二个改革是要多种渠道建设和供应房屋。比如，除了房地产商以外，合作建房、个人建房等等都可以把房屋的成本和价格降低下来。
国家也在加强调控力度给楼市降温，要求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从房屋的供给和需求的数量来看，房价应该下降。但是如果土地市场形态不改变，土地财政不改变，地价还在上涨，那么房价的限价一放开，它又会上涨。所以，控制房价需要多种措施综合治理，比如加大房屋的持有成本、加大供地、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等等。
加大持有成本即逐步地对投资性的房屋开征房产税。但是房产税的征收要和放开住宅的购买结合起来，而且持有成本的房产税率不能太高，否则一旦限购，房价就会暴跌，造成重大影响。所以，一方面要把限购政策放开，另外一方面，多套房的房产税不能累进征收，应采用单一税率。以一种柔和的、组合性的方式，既不使房价暴跌导致一场灾难，另外通过收入上升，房价稳住或者缓慢降一点，降低房价收入比，这种情况是最好的结果。
既要内循环，也要争取更密切和比重更大的外循环
中国还是要保持一个更加开放的对外姿态；实行双循环以后，如果国内的市场需求很大，其实我们还需要很多进口，这也是一种循环；中国人口规模很大，实际上中国和世界经济脱钩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全世界的技术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密不可分。中国居民收入提高、消费水平提高、支付能力增强使中国市场越大，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就会越大。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主要就是国内外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联系要越来越密切，进一步地参与世界产业的分工和协作。这样我们就能发挥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而且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足够大的市场，也要完善自己内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说，既要内循环，也要更加开放，争取更密切和比重更大的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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