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晚，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中证焦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许维鸿做客《长盛时间》，探讨如何保住民生基本盘。
汤敏：农民50%以上收入靠打工 疫情对农民工冲击大
汤敏：2019年中国全部农村的可支配收入，就是所有人加起来全部的收入，也就是15000块钱，也就是一个月1000多一点，是所有的全部贫困人口加起来，你想这里面稍微差一点的，当然比1000低多了。
姚长盛：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数字？
汤敏：对。现在咱们不是今年要全部脱贫吗？贫困县是什么标准呢？按照人均收入的角度来看是3200到3300块钱一年，也就是大概290块钱左右，不到300块钱一个月，这样的就叫脱贫了。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解决的是绝对贫困，吃不饱穿不暖，孩子不一定能上好学，医疗卫生不行，房子可能还漏雨，我们要解决的是这些问题。
许维鸿：我这几年也是扎到了贫困地区，我的体会是，如果这个村有市场，让贫困户或贫困村的人有一个市场去消费，而不是去赶集，就是商贩主动形成小摊，有市场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说明村里有活钱可以经常消费了，所以他的收入300、500还是1000，是这几年的事，大家才开始算，以前这些人是每个礼拜把所有活钱拿到镇上去消费，这是贫困村脱贫很重要的一块。
另外，如果大家去贫困村的话，特别是很多中西部地区，不太远地区的贫困村，村里是没有劳动力的，劳动力都进城打工了。
今天你给我留作业以后我问了几个做过镇委书记、镇长的人，他们一乐，收入1000元很不错了。
我给你算笔账，但只要家里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基本上去县城找到一天60元这样的工作是不难的。换句话说，这几年贫困县，832个县，只要离县城不远的，只要肯去工作，一月拿1000块钱还是可以的，甚至去富士康或什么工厂，一个月挣两三千块，在我的调研里不是太难，只要他肯付出，只要一年花点交通费，1000元的收入是做得到的。这并不是我们这次突发疫情要做底线思维民生关怀的人，这还是反映了我们整个布局的特点。
汤敏：中国农村的收入，群体农民的收入，50%以上是靠打工的收入，对那些贫困户来说，我专门挑的建档立卡户，70%的收入是靠他家里有人出去打工寄回来的钱。而这次对农村打击不大，但对农民工打击还是很大的，因为相当多的企业没有订单了，好多农民工根本出不去，不让你出去，工厂没订单不招人，或者已经去了，千辛万苦回到了工厂，没订单，又给退回来了。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服务业工作，服务业现在一塌糊涂，好多餐馆刚刚勉强开业，电影院、旅游基本没戏，对他们的打击很大。这一点我觉得对农民本身冲击不大，但对农民工（冲击很大），而农民工（的收入）又占他们收入的60%-70%。
汤敏：我建议不要直接发钱
姚长盛：您对脆弱群体冲击很大，甚至有可能收入还减半。现在对这些人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汤敏：我觉得得多管齐下。第一，我们还是要加快企业复工复产，一部分国外的订单没有了，本身也封锁了，我们出口出不了了，国内的有些还没恢复起来，订单会减少，但我们要注意，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大部分企业都是生产必需品，等他复工以后这些都是需要的。我们怎样把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抓好，哪怕我多生产一点，哪怕银行贷点款，让你先把库存做起来，就跟两个月前卖口罩一样，世界上复工以后，物流恢复以后，大量需要中国这边的出口。中国的制造中心，中国全球最完善供应链的作用将会很快地发展起来。
姚长盛：特别重要的一项，尤其是有时间窗口的这两个月。
汤敏：第二，我建议不要直接发钱，直接发钱发给谁呢？发给那些五保户、低保户，那是应该直接发钱。但对农民工来说，我建议对他们进行培训，不要浪费时间发钱，我们赶紧建立一套（机制），很快地培训，企业关门了国家就可以发给你培训费，给你发培训生活费。
第三，很多就业机会其实是被人为卡死了，把小摊全关了，胡同全关了，其实如果恢复起来，很快就会有大量的新就业，老百姓也非常需要，我们让餐馆能在马路上摆摊，这也是完全可以的，我觉得要多管齐下。
姚长盛：从维鸿的角度来说，你判断用什么方法才能把目前就业的基本盘托住呢？
许维鸿：我也同意汤老师说的，摆小摊，加强自由经济，加强民间经济活力，这非常好。但从长期来看，最高层次的扶贫是就业扶贫，或者说培训扶贫，如何创造县里的就业机会，如何给那些18岁、20岁的人指一条路径，我不是农民，但我想很多农民希望变成城里人，能不能有一技之长，最后变成受人尊重的有专业技能的工匠，那是城镇化中人力资源这部分。
姚长盛：这次之后，中低收入人群在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
汤敏：国际上承认我们在3亿到4亿人左右，不是所有的。3到4亿人，中国14亿人，还有11亿人到10亿人是低收入人群呢，也就是实际上我们的中产还是少数。当然，城市的人大部分还是中产，4亿人嘛，大部分都在城市里，城市一共才6、7亿人，有一半以上的中产这也不奇怪。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不断提高，但也不能追求太快，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当然赶不上，越快越好，但我们毕竟还是有国际竞争，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还要把下面的贫困人口托上来，这些既是我们沉重的包袱，同样也是我们巨大的未开发的市场，应该说这里面潜力非常大。
姚长盛：您提到我们一开始说的6个亿最后变成了很好的机会。
汤敏：6亿，1000人民币一个人的话，那就是很大的一个市场。您想，10年到15年前中国城市人均就是1000块钱。
姚长盛：就是从这儿走出来的。
许维鸿：能把县域铺满的往往是未来的龙头企业
许维鸿：作为投资来讲，我还是觉得，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企业，只有扎根于县域经济，从生产、从消费、从渠道，现在能把县域都铺满的产品往往是未来的龙头企业，在这种企业投资是一定赢的。
所以如果看大企业，它的高管和销售人员只谈一二线城市，那它的增长空间很有限；相反，如果你看它的渠道已经是三层四层，密布于中国县乡两级，那这个企业很强大。
姚长盛：这是个好观点。汤会长同意吗？
汤敏：我完全同意。现在企业家已经看到了县城，现在再需要开发的就是农村，其实现在我们的淘宝店、村淘已经到村里了。
现在我在做返乡青年的培训，你知道吗？疫情之前的农村已经有750万（现在的数字可能更多）返乡青年了，什么是返乡青年？他原来在城市打工，由于各种原因回到了乡村，一谈到乡村就是乡村凋敝，都是老头老太太，是的，大部分乡村都是这样，但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回到乡村的青年，750万可不少啊。
劳动密集型企业完全是有可能的，到这些地方去，工资跟越南也差不多多少，既然越南可以做，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所以对这些，我们都以一种全新理念（来看待），特别是现在不改不行，逆全球化，原来的路走不太通了，这时候我们就要两条腿走路，看重自己的市场。